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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哲学,你为什么要浪费最好的年华读哲学

2019-10-10 作者:威尼斯城娱乐官方平台   |   浏览(50)

原标题:你为什么要浪费最好的年华读哲学?|单读

        与“苏格拉底”这个在尼采眼中代表的“柏拉图主义”、“科学乐观主义”、“理论人”等等概念的争斗贯穿了尼采整个哲学生涯。从青年期的《悲剧的诞生》到疯狂之前的《瞧,那个人》,思想多变的尼采从没有改变对苏格拉底的态度。但是这种彻底的对立究竟源于什么?难道仅仅是如《悲剧的诞生》中苏格拉底导致了尼采热爱的悲剧艺术的衰亡?我认为这源于诗与哲学之争。在这里我来梳理一下尼采到底为什么批判苏格拉底,而二人的这种对立又牵连了哪些要素的参与,以及在现时代哲学与诗的关系

在人文领域日渐式微的年代,单向街公益基金会致力于发现和帮助青年创作者,去年资助出版的《哲学系》就是一次小小的尝试。这本书从青年创作者的视角出发,对当代哲学家如陈嘉映、赵汀阳、周濂,以及当代诗人如陈东东、欧阳江河等人进行了采访。希望能通过它,重新唤醒年轻人对于哲学和诗歌的兴趣。

一 悲剧的诞生与毁灭

       《悲剧的诞生》其实既说了悲剧的诞生,也用更大的篇幅阐述了悲剧的毁灭。我想,从一个尼采对抒情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一段描述可以在大体上概括整个悲剧的诞生。

        “当希腊的第一位抒情诗人阿尔基洛科斯对吕坎伯斯的女儿们表明自己疯狂的爱恋,而同时又表明自己的蔑视时,在我们面前放纵而陶醉地跳舞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激情:我们看到的是狄奥尼索斯及其女祭司,我们看到的是酩酊的狂热者阿尔基洛科斯醉入梦乡……而现在,阿波罗向他走来,用月桂枝触摸着他。于是,这位中了狄奥尼索斯音乐魔法的沉睡诗人,仿佛周身迸发出形象的火花,那就是抒情诗,其最高的发展形态叫做悲剧与戏剧酒神颂歌。”

        尼采在这段话之中提到了两个对立又融合的形象,即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前者代表了艺术中的形式、构造、确定性、明朗,简言之即“梦幻”,体现在史诗、雕塑之中,后者代表了艺术中的生命性、融合性、不确定性,简言之即“醉狂”,体现在音乐之中。尼采认为古希腊悲剧对于这两种艺术冲动有着完美地“驯服”(抒情诗人醉入梦乡),因此臻于完美。不过正如上文所述,抒情诗是悲剧的起源。

        而悲剧的毁灭,则源于另一种对立,狄奥尼索斯与苏格拉底。

        在柏拉图拜师苏格拉底之前,他曾经是一个抒情诗人,但是苏格拉底让他放弃了这个身份,放弃了写诗。而在希腊城邦,苏格拉底反对观看传统悲剧,仅仅观看其好友欧里庇得斯的对悲剧改革后的戏剧(主人公由伟大人物成为了市井群众)。苏格拉底这种对诗和悲剧的拒斥,尼采认为源自其“科学乐观主义”对于审美现象的曲解。科学乐观主义即认为自然可知、知识万能,知识即美德。尼采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妄想”。而在其主导下的审美就成为了“理解然后美”。而不仅是科学乐观主义,道德主义也是苏格拉底与诗的对立的根源。在《权力意志》时期的一则笔记中,尼采总结到,“苏格拉底主义乃是对生命和艺术最大的误解:道德、辩证法、理论人的知足常乐,乃是疲乏无力的一种形式……对它们来说,艺术只不过是娱乐和消遣;”,“他把辩证法推举为通向德行之路;如果道德不能合乎逻辑地自我辩护,他就对之大加取笑”尼采说,苏格拉底以来的欧洲史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道德价值抬高到至高的地位之上,使之超越了其他所有价值,道德价值不仅成了生命的领袖和法官,也成了认识、艺术和国家政治的领袖和法官。

        因此,对于悲剧和抒情诗这种难以应用科学把握,难以“理解”的又充满着非道德因素的艺术,苏格拉底自然而然地抵触,柏拉图在追随苏格拉底以后也自然而地去驱逐。

单读选取了《哲学系》主编李子俊对哲学家陈嘉映的访问。在这场访问中,他们一起探讨了哲学在大学课堂里作为一门专业弊大于利的原因,以及人们对哲学的普遍误解。本文为节选,查看章节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二 诗与哲学的关系

        对于哲学的本质与使命,尼采曾在《哲学与真理》中提到,哲学家应该强调存在问题,强调永恒问题,哲学家应该认识我们需要什么,而艺术家将其创造出来。由此,尼采提出,哲学必定是否定性的、认识性的,而艺术则是肯定性的、创造性的。哲学要抑制科学理性的过度发展,抵挡科学对于艺术的挤压。艺术的命运也是哲学的命运。

        在此看来,哲学与艺术是互助的,是和谐的。但是苏格拉底出现了,由于其“科学乐观主义”对于科学理性的过度强调和放任,哲学失去了对科学的驯服和控制,艺术和哲学都处在了失控的状态。在题为《科学与智慧的冲突》笔记中,尼采详细阐述了前苏格拉底时期古希腊哲学的特点,“1)早期哲学是艺术的姐妹。她对于宇宙之谜的解答经常受到艺术的启发。2)早期哲学不是生活的其他部分的否定,而是它们中间生长起来的奇妙花朵,说出来它们的秘密(理论和实践)。3)早期哲学既不是极端利己主义,也不是幸福论的:它没有可恶透顶的幸福要求。4)就是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些早期哲学家也比后来的哲学家更有智慧,而不是单纯的冷静、谨慎和正确。他们以一种丰富和复杂得多的方式描述生活,不像苏格拉底分子,只是简化事物和使它们庸俗化。”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与艺术的关系符合尼采上文的叙述,“早期哲学家却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创造悲剧的那种冲动所支配的。”而后苏格拉底时期,“苏格拉底分子对于遍地开花的艺术之花不是满怀敌意就是板起一副学究的面孔。”

        尼采还陈述了苏格拉底对于希腊文化的不良影响,“1)他摧毁了伦理判断的朴素客观性。2)消灭科学。3)把人从其历史联系中揪了出来。5)促进了辩证的啰嗦与饶舌。”第一点和第三点可以理解为苏格拉底因为对于传统伦理(例如欠债还钱,助友攻敌)的不断诘问导致了希腊人对于其习俗性的道德的怀疑,也使得人与城邦不再和谐。第二点,表面上很怪异,因为正是苏格拉底使科学得到没有限制的发展。但是,这在尼采看来就已经是“唯科学”了,是对早期科学的无限制发展。

        不过海德格尔认为,智者们是哲学与诗之争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们掀起了一场求知运动,把早期思想新的智慧转变成了众人追求的知识,把对知识的热爱转变成了对知识占有的欲望,才开始了以柏拉图主义为特征的哲学—科学时代。

        如此看来,后苏格拉底时代才会出现诗与哲学之争,才会出现柏拉图对诗“模仿的模仿”的贬斥和对诗人的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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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哲学诗人

        为了重振艺术和哲学,并且限制哲学中科学乐观主义对于艺术的挤压,尼采在《哲学与真理》中构造了一种新的艺术家类型,即“哲学家—艺术家”,可以称之为“哲学诗人”(因为哲学与诗同以语言为工具,语言与哲学和诗相伴而生,这就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哲学诗人能够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来填补“空缺”。这里的空缺我理解为后苏格拉底时代哲学与艺术的交互的空缺。美学在我看来也只是外在化地把握艺术,未能如尼采意,将哲学与艺术融为一体。哲学诗人既是艺术家,又善哲思,与哲学有着亲切的关系。在我看来,尼采自己就是一个哲学诗人的楷模,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诗为题材阐释哲学,以波斯先知查拉图斯特拉为主人公阐发哲思,既具有诗之想象力与激情又富有哲学之深刻与沉重。而在尼采前的哲学家谢林、诗人荷尔德林也可看做哲学诗人。

        而尼采之后,作为尼采最好的研究者以及西方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因为维特根斯坦的存在,这里需要加一个之一)的海德格尔,无疑也属哲学诗人之列。在20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已经成名的哲学家对于艺术兴趣骤增。他开始集中研究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他们的作品通常以诗为形式,与希腊诗歌关系十分紧密。并且,在1935年开始做系列演讲《艺术作品的本源》,并且在其中提出,一切艺术本质都是诗,所有伟大艺术都包含了“存在之揭蔽状态……的变化”,而诗歌所影响的揭蔽比一切其他艺术影响的揭蔽都早,因此诗歌比其他艺术形式都早等等以哲学阐释艺术的创见。并且对于前人,前哲学诗人荷尔德林以及尼采都有深刻的研究。在晚年,海德格尔隐居山林,完成了《林中路》、《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等诗学名作,并且也开始写诗,例如《从思想的经验而来》。

        并且对于知性科学和传统形而上学,海德格尔也作出了如尼采一般深刻的批判。海德格尔断言:“我们从未通达思想”。海德格尔所说的“思想”与人们一般理解的思想(思维)是大异其趣的。科学向来是格物求知的明晰的思想方式,但海德格尔却说“科学并不思”:哲学向来就是严格思想的领域,但海氏却认为它是趋迫思想的“三大危险”中“恶劣而糟糕的危险”。传统哲学(大致可理解为大部分后苏格拉底时代哲学)和科学都只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认识和言说,只是一种知性逻辑上的“知”和“说”,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存在之为存在”的境界。海德格尔在前期的《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一个存在学重建方案,他的基本思想是:从“此在”这个别具一格的存在者的存在入手来追问“存在之为存在”(“存在本身”)。这条思路的主体主义特征是显而易见的。正因此,自30年代以后,海德格尔改弦易辙,实施了一个著名的思想“转向”:不再从“此在”(存在者之存在)出发进行追问,而是要倒转过来,从“存在之为存在”、“存在本身”、“存在之真理”出发来思存在。

        若按通常的做法把人的心灵活动分为知、情、意三维,则海德格尔前期的“悟”或者后期的“思”都不能属于这三维中的任何一维。它是未分化的心智的原始整一性,是人类原始整一的活动方式,是知、情、意这些分化了的心智活动维度所从出的原始统一体。凭这种“悟”或“思”,人才可能臻   至“存在”的境界即超越境界。这种“存在之悟”或“存在之思”是诗性的,尽管“思想”的诗性久已横遭知性科学的挤迫和掩盖。在通向“存在之思”的道路上,我们首先需要限制知性哲学的思维方式,“退通出哲学之范围”,自觉到我们的“知”的局限,体察到我们的语言的界限,然后才有可能正视思想的事业。

陈嘉映:行之于途而应于心

四 哲学、诗、科学与现时代**

        如尼采《悲剧的诞生》后半部分中提出的追问悲剧的再生,在知性科学的现时代,还能诞生艺术,诞生诗人吗?尼采在书中以瓦格纳为此艺术家,以叔本华为此哲学家,但是在他的后期思想中都作出了自我否定。一种文明、一种文化的理想状态是艺术文化与哲学文化(诗与哲学)的协调共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诗与思的和谐共生。但是,在当今科学高速发展的现时代,几乎人人都是“理论人”,都怀有着“科学乐观主义”,这种诗与哲学的和谐共生如何维持呢?尼采与苏格拉底之争,本质上就是诗化哲学与知性科学化哲学之争。在20世纪英美哲学界分析哲学大行其道,甚至有人(例如罗素、卡尔纳普和早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以科学语言代替自然语言,并且以数学、逻辑和实证为正确的哲学研究方法自甘为科学的工具,排斥形而上学和传统哲学(尤其排斥黑格尔,完全不理睬尼采的存在),在我看来就是哲学的技术化、科学化倾向(虽然后期维特根斯坦和蒯因都有所改观)。而以尼采和后期海德格尔为首的诗化哲学反而式微,也再也没有出现过稍有名气的哲学诗人,是不是又在向我们表明,诗与哲学的融合只是个例,前苏格拉底时代思想家的那种诗与哲学的共生和谐一去不返?而在现时代,科学无限制地发展着,科学已逐渐成为人的主人,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既懂哲学、会作诗的人工智能,人又将何去何从?当科技可以代替人思考、代替人进行艺术,代替人进行哲学时,

        人在那时候再做一次选择,

        是:

自然可知!

知识万能!

知识即美德!

理解然后美!

诗是模仿的模仿!

还是:

歌唱与思想同源

都是诗的近邻。

它们出自存在

通达存在之真理。

其亲缘关系令人想起

荷尔德林对林中树的吟咏:

“林中树木巍然矗立,

长相毗邻却彼此不识”。

—海德格尔

我是光明:呵,但愿我是黑夜!然则我被光明所萦系,此乃我的孤独

……

呵,你们这些黑暗者,你们这些漆黑如夜者,唯有你们才能从发光者那里取得自己的热量!呵,唯有你们才从光明之乳房里畅饮乳汁和琼液!

—尼采

        人应当作何选择?

参考文献:

1.尼采《悲剧的诞生》

2.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3.尼采《权力意志》

4.尼采《哲学与真理》

5.海德格尔《尼采》

6.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

7.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8.迈克尔·英伍德《海德格尔》

9.孙周兴《尼采与后形而上学》

10.孙周兴《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

**哲学系本身就应该取消”**

李子俊(以下简称李):我在哲学系有个感慨,就是这么多人在弄哲学,却无处可见一个哲学家的样本。这个“物种”好像都消失了。

陈嘉映(以下简称陈):这个说来话长。有时候讲清楚还挺困难的,当然跟你讲会容易许多。我的有些想法是和我的另外一些想法连着的。我就讲其中的一个想法吧:我认为希腊哲学,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就做完了,后边的哲学就不再属于它的发展。我认为哲学的本身在那里。

从那之后,基督教神学、基督教哲学就进入了一个相当不同的环境,一般哲学史的观念有点太连续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或者这么说,在中世纪,总是以哲学和神学的关系在谈哲学,而在近代,则总是以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在谈哲学。也许有“哲学”这么个名号,就导致了挺多的误解,也许用三个甚至四个不同的词儿来说,兴许还好一点呢。

李:您方才讲的是传统流变导致的误解,而就我有限的经验来说,当下的误解也极深重。譬如说网络词汇,更新迭代得特别快,也愈发粗鄙,这我不担心,因为它一茬一茬永远在变,在面临淘汰,谁也没当真。我担心的是:从我父辈那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哲学上”的口头语,竟丝毫没变。好比一个人说“这事儿要辩证地看”,我们知道他多半是要开始和稀泥了;一个人说“客观地讲”,其实也不见得有多客观,他的用法近于“平心而论”;一个人说“存在即合理”,我们猜他一定是不耐烦了,想结束一段争论。这种口语上反映出的误读,您怎么看?

陈:对!本来这个问题就够麻烦的了,比如希腊和近代西方的不同,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解构主义哲学,究竟有怎样的传承与逆反关系,等等。中国又多一个挺大的问题,就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甚至我们上一代开始,有一个“全民学哲学”的运动。由于在一个意识形态国家,这个运动还并非是完全偶然的,会有一定的历史原因。这就使问题特别麻烦起来。你刚才举的那些都是很好的例子,大家会讲什么“辩证”啊,“唯物唯心”啊,“客观主观”啊这些词儿,完全是在一个相当歪曲、极为肤浅的意义上使用,可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在谈哲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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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特根斯坦有句话是“语词必须被重新清洗”,您觉得这些误用有被再次清洗的可能吗?

陈:不太可能。我在《说理》中有一章,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专门讲论理词的。大致意思是说,论理词就没什么用法。比如说像“辩证法”这个词,很难说它有什么用法,甚至像“正义”这些词,也几乎是没有用法的,因此很难在实际的语言中再重新磨洗。

李:论理词那一章我还没读到,回去后补这一课。关于哲学的学科现状,譬如方才那几位青年哲学教师,他们有研究中哲的,有搞分析哲学的,有搞现象学的,诸如此类。当要对话时,他们会直接说“我们不在一个话语系统”,因而也很少有交锋,各玩各的。

陈:本来呢,如你所知,哲学本身是一个母体或整体,它分出很多枝杈来。现在的情况有点倒过来,如前所说,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哲学,那些直接阅读哲学文本,从哲学本身进入的人,可能一开始就是读分析哲学的、读现象学的,他一开始可能就面对的是学术问题,而不是思想问题。如果你能突破重重障碍,有朝一日,尚有可能从学术迈进思想,但是,我相信大多数哲学从业者,会停留在他进入哲学的那个特殊路径上。

李:也就是没法贯通。

陈:对,变得跟别的路径的人难以交流,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思想问题。

李:所以您也当然拒绝把您定位成一个“搞西哲的”人。

陈:当然,当然。

李:我前一阵子看到一篇专访,您谈到您目前的状态可用四个字形容:老有所安。现在还是这个心境吗?

陈:不是了。我在美国呆了三个多月,虽然也干了点活儿,但由于各种情况吧,没法像我在国内一样那么集中地阅读和思考。结果觉得,挺沮丧的。发现我这个“老安”呢,可能就得“安”在干活儿上,用老话说就是劳碌命,可能就得这么干下去了。这回我算看清楚了。但是著书不一定。

李:他生下来,他工作,他死了。

陈:对,还是会一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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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画像

李:现在挺多的哲学工作,都是陈陈相因,转述别人的思想,或弄个思想比较,意味索然。原创性在我看来是哲学中挺重要的品质,您怎么看原创?

陈:原创性本来是一个技术性的用语,它跟我们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门类——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我讲不全,但我提两条:好比在埃及艺术、拜占庭艺术中,它没有什么原创性的要求,因为那种艺术是有一个相当明确的目标的,有极强的功能性,只要完成了这个功能,就不用管什么原创不原创。但到了当代艺术时期,功能性就没那么重了,这样背景下的原创就显得特别重要,否则就区别不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了。

而在思想上谈原创性,还得单独想,不能直接比附到技术和艺术上去。因为一般来说,思想是解惑用的。按我的理解,拿原创和解惑相比,解惑肯定要重要得多,是不是原创倒在其次。但在一个意义上肯定是需要原创的,因为这个“惑”,哪怕听起来是相同的惑,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知识背景下,这个惑本身是在变的。在这个意义上,你是没法直接拿柏拉图,拿孔子来解我们的惑,因为语境差得太多了。在新的解惑进行中,肯定会有某种原创性存在。但我个人是断然不会把原创性作为首要目标的。

李:比起“跟别人不一样”,还是“解惑”本身更重要。

陈:是的。

李:说到解惑了,还是维特根斯坦,他把哲学看成是某种治疗性的行为,是比较软的。相反,另一类哲学家则认为哲学一定要提供模型,构建体系,乃至左右政治经济,提供通变一切的根本道理,比较硬。

陈:对。维特根斯坦这个治疗说,是和他另一个思想连在一起的,即反理论的倾向。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有一种理论化的倾向。虽然这种理论化和近代的还不完全一样。时至近代,特别到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时代,他们把构建一套万全理论作为哲学的终极成果。我个人写过不少文章,反对这种观点,我不认为理论构建是好的从事哲学的方式。而且,这样做在古典哲学时期还有些道理,但在今天就全无道理了。

我所喜欢的哲学家,如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他们都是反理论的,他们也不认为我们现在还能够用或应该用构建理论的方式做哲学。维特根斯坦是在这个倾向下谈治疗说。在一个意义上,我觉得这过于消极和简单了。他是针对一些智性上的困惑谈治疗的,否则,面对非智性的困惑,用宗教的方式可能还更好。智性上的治疗靠的不是理论,而是靠一种贯通。只有触类旁通,这种智性上的困惑才能消解。我不全认同治疗说,我只能说,按照思想融会贯通的角度理解,治疗将是它的一个功能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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